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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方法对当事人的强迫程度不一定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但这种逼取口供的方法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且严重侵犯基本人权，对相关证据也应当强制排除。
因此，在实践中，对于监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的理解和把握，应当低于人民法院判决有罪的标准，甚至也要适当低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标准。【注释】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法学博士。
虽然监察法没有明确规定疑罪从无的条款，但按照《监察法》第47条的规定，对于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不足的，除了补充调查，还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5条第四款的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包括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在内的言词证据而言，在律师和司法机关无法介入监察程序的情况下，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难免遭受质疑。本款虽然没有刑讯逼供的字样，但按照有关权威机构的解释，监察机关非法取证主要是指以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来获取证据。对于什么是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以及什么样的解释才是合理解释，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自由裁量。[54]从刑事诉讼规律看，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确实存在一个不断深化、逐渐清晰的过程，对于证明的要求也应当是逐渐提高的。
为保障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应当对调查活动进行合理规制，对于非法获取的证据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51]同注7引文，第98-99页。在无法获得律师帮助的情况下，被调查人不得不孤立无援地面对监察机关的调查，在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下消极地承受调查人员的讯问。
同样，根据监察法的规定，监察机关依照监察法所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同时也要发挥保障调查活动顺利进行的功能。又如，监察法要求对于讯问、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一律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9] 考虑到监察机关与中共纪律检查机构合署办公，这一机关的反腐败工作也要接受党委的领导，甚至各级党委对于重大案件的立案和调查直接行使审查批准权，因此，改革决策者将这一机关定性为政治机关确有一定的根据。
[3]参见秦前红：《困境、改革与出路：从三驾马车到国家监察——我国监察体系的宪制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而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没有必要故步自封，在进行制度探索的同时，也应允许展开深入的讨论和争鸣，从而形成一种健康的思想市场。
[10]参见马誉宁：《如何理解监察机关的调查权区别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的侦查权——12种措施与监察职责相匹配》，载《中国纪检监察》2018年第10期。[9]参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综述》，载《人民日报》2017年11月6日，第1版。例如，与侦查羁押期限相比，留置的期限最长为6个月，这明显短于刑事诉讼法所确立单个罪名侦查羁押期限的7个月。无论是政府、法院、检察机关，还是监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选举或者任命而产生，各级政府、法院、检察机关的负责人要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监察委员会也要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进行专项工作报告。
相比之下，监察委员会在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和监督的前提下开展国家监察工作，其国家监察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都属于一种专门监督机制，既要服从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也属于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20]参见尚爱国、张炳琪：《听证式审查逮捕工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载《人民检察》2015年第18期。[4]参见朱孝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制度的巩固与发展》，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既然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事实的认定也要达到法定的最高证明标准，那么，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对这类案件起诉条件的把握，并不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而与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适用同样的标准。
目前，这种针对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刚刚兴起，还主要局限在行政机关在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的行政不法行为。未来，对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加以兼顾，对于监察机关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仍然是一项重大的法治课题。
最终，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所确立的非法证据的内涵和外延，势必将对监察机关调查所得的证据材料具有约束力。例如，在日常监督方面，监察委员会要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9]参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第189页以下。但与刑事诉讼法对嫌疑人所确立的程序保障相比，监察法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还存在诸多缺憾。与原来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相比，现在的被调查人至少在四个方面无法获得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重要程序保障： 一是对被调查人的留置无法确立司法审查机制，更不可能引入听证程序。其中的纪检机构就属于设置在各级党委之下的职能部门。很显然，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无论是在行使方式、所获证据材料的法律效力上，还是在所受到的法律限制方面，都与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刑事诉讼法的约束和规范。这种对上述调查程序的严格限制，可以督促调查人员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调查程序，实行调查全程留痕，并确保调查人员相互监督，避免出现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调查取证的情况，也防止调查人员出现伪造或者编造证据情况的发生。
监察机关通过一次统一的调查活动，既要认定被调查人职务违法事实，也要确定其是否存在职务犯罪的事实。[15]参见秦前红等：《监察委员会留置措施研究》，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6期。
这一改革属于我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重塑了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确立了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一委两院制。这显然说明，所谓监察机关具有政治机关的属性，主要是从监察机关与中共纪检机构合署办公的角度，强调了这一机关在接受党委领导方面的政治属性。
但在监察体制改革完成之后，监察法只确立了留置这一种强制措施，监察机关要么对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要么不对其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而没有第三种选择的余地。由于我国警察法曾确立了一种对涉嫌行政违法的人临时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留置制度，为与其有所区别，我们将监察法所确立的留置统称为监察留置措施。
首先，监察机关所收集的证据要为监察机关和法院所接受，都要满足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据要求。与双规相似的是，留置的适用要经过较为严格的审批程序。[19]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原来由检察机关予以行使，这种侦查活动受到刑事诉讼法的直接调整，而在这种侦查权被转隶监察机关之后，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还是受到了一些消极的影响。监察体制改革被视为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凡此种种，都说明监察委员会移交的刑事案件，能否最终被认定为犯罪，仍然要接受刑事诉讼法的规范。所谓双规，被确立在1994年3月25日由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其中有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的规定。
， 所谓监察留置，是指国家监察机关在调查那些涉嫌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时，为调查有关违法或犯罪事实，所采取的剥夺人身自由的监察措施。二是对后两个机关是否有效地行使了监督职权进行监督，以督促其纠正违法监督和监督不作为的情况。
[16]参见罗有远、高阳：《严格审慎采取留置措施》，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6月23日。将各级监察委员会定位为国家监察机关，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澄清其职能定位，而更在于对该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提出明确的要求。
而这些证据材料假如在取证主体、取证手段、取证方式等方面不符合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律资格的，其证据能力也照样会被否定。二、国家监察权的性质 我国宪法将人民代表大会确立为国家权力机关，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监督的体制。而在监察体制改革完成之后，伴随着监察机关统一对公职人员行使监察权的开始，上述二元式程序构造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监察机关对党纪监察、政务监察与刑事监察权力的统一行使。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宪法体制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确立了国家监督的机制，通过设立监督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对其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加以纠正。
各级监察委员会并不是什么政治机关，而是对公职人员行使监督、调查和处置职能的国家监察机关。在此情况下，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后，即便发现留置适用有误，或者被调查人确实存在不适宜被羁押的情形，也无法及时变更强制措施。
由于监察体制改革推进得过于快速，存在着相关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因此这次改革的不少举措都引起了一些理论上的争议。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四、监察机关调查权的性质 按照改革决策者的解释，监察机关在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行使监察权的过程中，可以对其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进行调查。三是存在妨碍调查的法定情形，包括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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